童心藝術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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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蔣勳:奴化教育下,莫怪科技太無情


文/宋漢崴      《遠見》雜誌2004年10月號
 
十九世紀中期,歐洲實證主義哲學興起,加上工業化促使個人儘早專業分工,雖然是一個正面的考量,但顯然到了二十世紀之後,就發現如此的教育、人才培育系統出了很大的問題,缺乏跨領域的瞭解,遇到瓶頸會走不出去。

歐洲對此始終有反省的聲音,畢竟他們有長久的文藝復興背景,對人文的要求相對比較高。

所謂人文的要求就是「全人教育」,儒家治學的基礎也是一樣,即是「至廣大而盡精微」的概念。

回頭看台灣戰後教育,會讓我們憂心分工、分科的專業教育體制,是否缺乏了全面的人文考量?更嚴重的問題則是,升學主義導向也許才是目前產業困境背後的癥結。用比較嚴重的說法,就是「奴化」。

不僅是科技界缺乏人文素養,我講一句很重的話,美術系的學生也都缺乏人文素養。他們只知道畫畫,認為繪畫只是技法。

達文西那時候繪畫是因為他關心這個世界,一旦不關心的話,就不知道要畫什麼。假設一年三十名的美術系學生,往後留在繪畫上的卻不超過三名,教育資源浪費得很驚人,發生在美術系,一樣也會發生在哲學系、物理系……。

今天科技界開始重視人文素養,是反映了教育體制一向以升學、學歷是問的現象。

人是最可貴的知識
 
台灣已經不在意「人」,在知識裡人是最可貴的,結果我們是分數最可貴、學分最可貴,人根本不可貴。

七、八年前,畢卡索的作品來台展出,知名電子企業邀請我去演講,我要求早點到,與員工同在員工餐廳吃飯,希望能藉此瞭解該企業以及所謂的「科技新貴」。

進到餐廳的時候我很震驚,每個人的穿著都像是制服,掛著識別證,而且非常年輕,這是大學剛畢業的精英青年,前途無限;然後我開始觀察他們的表情、拿餐盤領菜的樣子,幾乎都是模式化的動作。

我很難過,因為最好企業的員工應該是活潑、有生命力,而不是一頭納入體系,而消失了自己,如果真是這樣,企業的創造力應該是有限。

演講前半段,講台下的人幾乎沒有表情,之後我把畢卡索生命中叛逆、真實人性的層面帶入,他們的表情就慢慢有了變化。然後我告訴他們,「你們都是一個作品,比所有畢卡索的作品都更可貴!」

美,看不見的競爭力
 
科技人也許從小學就開始競爭,卻忽略了美是看不見的競爭力;台灣生命力將來是不是在國際的舞台上還有競爭力,就端看能不能跨越過去制式的代工模式,而能夠跨越到創造性,這是台灣企業轉型非常重要的部分。

談創造,何嘗容易,不敢越雷池一步是毫無創造道理可言。這又要回歸教育體制來看,從幼兒到成人教育都是,當國內兒童學鋼琴、美術、小提琴的比例不遜色於世界上一流國家,為什麼卻出不來一流人才?

現在學美術、音樂已成了制式,有句話說「學音樂的小孩不會變壞」,可是不會變壞,也許也不知道什麼是好呢!因為生命是在很複雜的狀況下成長;有殘酷,所以知道什麼叫慈悲,有沈迷和墮落,也因此知道聖潔和善良,一個小孩單純得像溫室花朵,也就沒有創造力。

七○年代我認識了傅聰,他四、五歲開始彈鋼琴,同時背誦唐詩宋詞,傅聰說他彈貝多芬時揣摩李白的心境,彈莫札特則思忖王維的詩詞,傅聰在西洋音樂地位如此重要,有他的道理。

因此單獨說科技上沒有人文,其實不公平,我大膽地說連藝術也沒有人文;繪畫的人不讀小說,習樂的人不看畫展,文學書寫的人不聽音樂,怎能互通交流?

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偉大的創造,然而在宗教學、對巴哈音樂的瞭解,愛因斯坦都有驚人的造詣,這即是一個現成的例子。

斤斤計較的教育體制,只是把生命潛能耗費在一個地方,應該要更突破。目的性會讓人文無法真正張開,是最大致命傷,長久生命潛能要開發的東西就沒有了。

科技界比較明顯,因為科學園區本身設計就十分短視,當初希望借重返國人才為台灣創造經濟奇蹟,結果七萬多個人集中在一起,卻沒有考慮到他們可能要聽音樂、要看書、要看畫展……。

我嚇了一跳,怎麼會這樣設計呢?難道他們是機器嗎?機械性的工作,難道不會快速疲乏嗎?果然現在發生了這樣的問題,而他們顯然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

人要知道愛與恨,要有感覺,我現在與科學園區保持密切的關係,甚至在IC之音主持節目,因為我知道心靈的「硬化」很恐怖,「柔軟」才會有智慧、有感覺,才會恢復人的創造力。

如今科技界開始強化自身藝文素養,這是好事,因為所有事物都有發展的步驟,至少比過去完全不關心進步得多,不過我希望能進步得快一點;也許這些素養被視為訓練,是有目的的,但康德說,「美是無目的的快樂」,這是一種大創造,莊子也說,「無用之用方為大用」,有一天企業就會思考莊子的說法,也會從目的性中釋放出來,才可以天馬行空地與自己賽跑。(宋漢崴整理)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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